费改“税”加速落地进程 扶优惩劣勾勒绿色产业链

[56] 参照、小山剛『「憲法上の権利」の作法』（尚学社、第3版、2016年）181頁。

鉴于此，笔者曾专门以学术自由为题撰文，在法学的层面上探究学术自由的权利主体、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区别、为什么要保障学术自由和我国现阶段保障学术自由存在的不足等问题。[15] 例如张千帆及其主编的《宪法学》就具有这一特征，参见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章。

其中，前一句话保障了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科学研究自由是学术自由的重中之重，因而宪法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总之，国家作为公权力行使主体，应当尽可能发挥各种资源优势，为繁荣学术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此点应当没有疑问。[21] 参见注[7]，何生根、周慧文，第81页。作者简介：湛中乐，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回到我国法律制度中来看，德国学术自由与宪法遵守义务之间的关系值得借鉴。

这种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可以称作基本权利的内在制约。若法律给予教学活动以更多的限制应当被认为是合理的，并不违反我国的宪法规定。它就不能很好地创造或完善针对围绕效能展开的行政和法律现实的解释框架。

裁判文书提及的此规定，指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20条，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27]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则为中国行政法学步入正轨提供了基础……在行政诉讼制度未建立之前，中国行政法学的许多研究工作象飘在水面的浮萍一样无根基，而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便向中国行政法学提出了挑战，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机遇。上级指示多数情况下可能依据法条。[24]一年以后，立宪者又将精简、效率、反官僚主义的原则，明确写进了现行宪法之中。

否定观点似乎很容易成为主流，而肯定观点只是零星地存在。[13]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9-42页。

行政手段效益最大化有时会同比例原则的最小侵害要求和均衡要求是一致的。应松年、朱维究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2-58页。况且，待伤害真的出现时，劳动保障部门不予处理，无疑会使立法保护工伤受害人权益的目的落空。[62]朱芒：《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第16页。

[45]淄博干式真空泵有限公司诉山东省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171号。(四)效能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的初衷是维护程序自身具有的独立于结果的价值，而不论程序是否会促进行政决策或行为的正确与否。[56]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大桥洋一认为，德国行政法学到最近为止将对行政实务实际情况的考察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法学方法论之中。②通过合理的程序设置，提高行政效率。

[4]效能、效率和效益的区别和关联，详见下文第三部分。行政管理基本原则要体现、反映为法的原则，但法律本身又有特殊性，不宜将二者混同。

这种还原论式的诠释看似十分有理且易懂，但是，成本—收益的计算远非那么简单。第8条规定：国家对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

[68]例如，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52]如果对类似的违法行为均要求执法部门提供技术监控资料、或目击证人、或要求两名以上的执法人员在场，显然会增加更大的执法成本，同时也不利于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这种要求明显不符合客观实际。因为，比例原则的必要性要求是假定目标不变情况下选择手段最小侵害的，而这里假设的是手段—目标的成本一效益存在同步变化的情形。原告起诉后，二审法院的裁判提及：此规定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及时维护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如果以此规定为由撤销工伤认定决定，责令重新作出，势必会造成行政期限的进一步拖延，与立法本意不符。当然，这些比较都是在相对意义上的。(一)效能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 这两个原则之间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形是，依法行政要求法律保留、法律优先，但是，当法律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或出现空白或产生阻碍，而立法机关不能及时跟进制定或修改法律之时，法律保留、法律优先很有可能约束行政机关进行效益最大化的制度建构或特定事项处理。

有的收益难以换算成可资比较的货币单位(如健康)。根据这些特点，法院最终考虑效率原则，没有支持起诉者的撤销请求。

[45]法院的逻辑在于，对于一个实体合法的处理决定，仅仅因为程序超期而撤销之，反而不利于打击专利侵权行为、保护第三人专利权益的效率。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效能原则是否应该成为一项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以及，与前一问题相关的，效能原则究竟有什么确切的规范内涵？[6]本文就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最新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2018年3月17日)指出：深化国务院机构改革，要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坚决破除制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若当事人事后才知道合议组成员并提出回避申请，若申请理由成立，就意味着行政机关需要重新启动程序，这无疑会增加更多成本。

(三)效能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的出发点并不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是提醒政府应当诚信，不得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旨在维护人民对政府行为的信任与依赖以及由此信任与依赖产生的利益。依申请回避即是根据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在判断该申请理由成立的情况下作出的回避。于是，X是侵害相对人最小，但收益(10)与成本(30)明显不合比例。东乡县诚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抚州市东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认案，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赣10行终15号。

至于这个产出是好的、有利的，还是坏的、不利的，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个观点也是可争辩的。

1.弱意义：补强实在法规范的解释 在涉及被诉行政机关是否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如柳铁案郭长城案刘殿明案，法院都提到行政效率原则。[31]最高人民法院还在一个案件的裁判论理中引用《依法行政纲要》，间接地认可了其具有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

[59]〔德〕汉斯· 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16、109页。[30]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都提及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自1989年提出以来，效能监察覆盖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行政实施全过程。换言之，行政机关不能以效能追求为由，否认这些程序的适用和约束，除非极特殊的情形，才允许效能的影子出现。第三，新行政法展开的二维结构是合法性和最佳性，而行政效能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最佳性框架中的深化与创新。③政府利益，包括所涉及的政府职能、增加或替代的程序带来的财政与行政负担。

在德国，19世纪中后期行政法学的独立就是建立在行政学/行政政策学和行政法学的分野基础上。在淄博干式真空泵有限公司诉山东省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处理案(以下简称淄博干式真空泵案)中，被诉专利行政处理决定是山东省知识产权局针对原告的侵权行为所作，但确实存在超出时限的问题。

[10]行政效能原则还被认为是行政权运行的本身要求，如何用法律形式来保障行政权的运行，并提高行政机关活动的效率，应该是行政权运行的客观规律向行政法提出的迫切课题。然而，一直以来，制定法持续不断地向行政机关提出效能要求，代表机关和行政系统内部都在加强对政府效能的监督审查，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判断也在一定情形中应用效率原则。

[48] 虽然宝珀案的原告、被告和法院都没有明确提及正当程序，但是，宝珀公司的程序主张无疑牵扯到一个公认的正当程序要求，即公正原则，又称避免偏私原则、自己不得做自己案件法官原则等。当今，行政机关在制度建构上的巨大作用力是公认的，其已经远远超出权力分立理想学说中的执法者角色。